讲座｜“二重证据法”如何“拿证据来”？波音平台开户

王刚著：《古文献与学术史论稿》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17年

我先解释一下题目中“因应”二字。大致说来，王国维“因”的是以胡适为代表的“拿证据来”的取向，“应”是指他以深厚的学术研究实践进行回应，并借此回应近代中国面临的史料危机。

乔治忠所著《中国史学史》有如下观点：“他（王国维）所列出的‘地下新材料’，只是甲骨文和金文，实际都是文字资料。以新发现的文字资料结合已有的文献研究历史，中国自古如此，何须标榜‘二重证据法’？这其实是为了反对顾颉刚发动的‘古史辨’运动，给信古派提供一件舆论武器。……这种具有严重逻辑错误的‘二重证据法’，后更被滥用，形成一种将考古学的发现装入古籍记载框架的错误倾向，对历史学起到很大的负面作用。其一是充当了阻断‘古史辨’史学革命途径的主要理念，其二是成为中国先秦史研究中许多谬误观点形成的枢纽。”该主张并被后续研究所继承。

揆诸史实，陈寅恪、郭沫若、顾颉刚等人治学路数虽与王国维不同，但对王国维其人其学均有肯定和推崇的一面。由此可反证乔文对王国维及“二重证据法”的全盘否定并不恰当。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：抛开政治因素和门户之见，回到历史语境下从材料出发讨论“二重证据法”，它的真实内涵为何？我想，解决此问题的关键一点，即是当时的“史料危机”及胡适由“整理国故”牵引出的“拿证据来”的主张。

由顾颉刚开启的古史辨运动，其学术取向偏重于史料整理。在此过程中，近代中国的史料危机也开始突显。顾氏本人背后的理论源头，则与胡适“整理国故”和“拿证据来”密切相关。了解此背景后，再从学术发生学的角度解析“二重证据法”，可提出以下问题：从动机而言，它是疑古（“革命”）与信古（“反革命”）的对立吗？就基本属性来看，它是学术方法还是政治运动？从时代面貌出发，二重证据法是“自古如此”吗？它不是近现代学术（新史学）的产物吗？

二、史料危机与“拿证据来”

关于近代中国史料危机发生的原因，就我个人看来主要有两点：一是史学的近代转型问题，即从史学危机到史料危机。一方面，它表现在，从梁启超到胡适为代表的知识人不满于传统史学，在史观上有了新的突破并逐渐认识到了史料的重要性，这是当时历史学走向近代转型的必然趋势。另一方面，从进化论、察变到依托于史料的科学研究，成为学理与方法重构的必然路径。二是在转型过程中先后出现了对传统的疏离与“回归”现象。后者主要体现在对乾嘉学派的史料处理方法、以章学诚史学理论为代表的内在资源的发现与继承。由以上两点来看，史料危机的发生是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绕不开的一个环节。

在“回归”传统的过程中，胡适是格外值得注意的人物。他在“整理国故”时使用的方法即是乾嘉之法和西方科学方法的结合。在从史料到证据的过程中，他创造性地提出了“拿证据来”的说法。此观点一般认为出自胡适在1927年12月的讲演《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》，实际在1921、1922年时已初露端倪，并最早可追溯到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一书。胡适在导言中写道：“凡审查史料的真伪，须要有证据，方能使人心服。”接着他又在1919年出版该书时对史料审查问题作了重申和阐发。此观点对于中国近代史学具有革命意义的影响，正如黄进兴所说：“此问题的提出，是史学研究范式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必经之初阶。与这一思路相一致，胡适逐渐引致出了顾颉刚的系统疑古思想，并构成了他本人 所主导的‘整理国故’运动的核心组成部分。”

胡适与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

在古史辨运动中，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主张“东周以上无信史”，与胡适在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导言中提出的“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，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”实际一脉相承。该主张在表面上仅是“将上古信史击成碎片”，但由此带来且贯穿于始终的，其实是整个上古文献的全面坍塌。传统史料的合法性与证据问题的凸显，既是史料危机的直观表现，更为研究古史带来了新的学术挑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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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接受与改变：从“二重证明法”到“二重证据法”

1913年，由哲学转入经史之学的王国维在《明堂庙寝通考》初稿中提出“二重证明法”，虽然主要是针对古器物和古文字，但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他此后根据证据意识重新调整的“二重证据法”的雏形。但值得重视的是，该段论述在收入《观堂集林》时被删去。直至1925年，王国维正式将该提法改为“二重证据法”。从“二重证明法”到“二重证据法”，是王国维“学术三变”时代的一次重大调整。这不禁让人发问：“二重证明法”是如何发展为“二重证据法”的？其学术动因何在？后来为何被删去？

从为学之道和学术倾向来看，王国维为学有着强烈的时代感，在学术研究中时刻关注并顺应时势的发展。同时他在学术上是趋新的，对学术之变亦不排拒。仔细梳理中国近代学术史的发展脉络，至“整理国故”后，最大的时势乃是如何应对史料危机的挑战，如何处理史料审查与证据问题，这是“二重证据法”提出时的学术思想背景。其次，王国维对学术的追求，涵盖西学路径、中西融合与“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”等内容，在这一点上他与陈寅恪、胡适有着高度一致性，也反映了诸人在近代学术转型之后的共同追求。此外，王国维强烈的证据意识和丰富的研究实践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，二者并构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。如在1917年作甲骨证史研究的过程中，他致函罗振玉写道：“古今真实见解未有不得其证者”，便表达了得确证以成铁案的观点。同年接连发表的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》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》《殷周制度论》三文亦是证据意识和研究实践成功结合的产物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研究实践不等于提出了自觉的方法，“二重证据法”的实际运用早于方法的提出。如前所述，理论自觉的出现，也与史料危机及胡适的刺激有关。可以发现，无论是“拿证据来”，还是“二重证据法”，均涵盖了证据（证据与科学性）、材料（什么样的材料可以成为证据）、方法（使用证据的方法）三个基本面向，这表明二者实际共享着相通的思路和资源。但细究之，二者又有不同。据张京华的说法，“就学术流变和建构而言，王氏的‘二重证据法’是多年学术积累，以及时势和材料相结合的产物，有着各种因素在其间起着作用。但不可忽视的重要一面在于，它的学术针对面就是当时的疑古思潮，这是它应运而出的学术‘燃点’。”末尾一句即点出了王国维对胡适一派理路因应的一面。

在面对史料危机时，胡适和顾颉刚虽然提出并实践了“拿证据来”的路数，但是在上古史领域并不成功。因为他们只是在审查而非寻找可资证明的证据，在排除（伪）证据时也过于武断。理论先行和长期经验的缺乏则导致了实践的不成熟。与此相反，王国维选择由经验而方法，通过长期的研究实践，尤其是借助新材料作出了经验性的方法总结，构建起“古史新证”系统科学的方法论。从特定视角来说，在史料审查及“拿证据来”的层面，胡适只是提出了初步的思考和问题，但完善和解决问题，还有待王国维及其“二重证据法”的出现。